时间: 2024-04-07 18:47:56 | 作者: 米6体育网页版
几位年轻的学者在书的开篇，就旗帜鲜明地表态：反对把所有问题都归结为“体制”、归结为所谓的“威权”体制。他们高扬社会主义理念，直面“中国问题”，从文明、政治、社会、基层、经济各方面分析了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治理的优势与问题，探讨了中国如何克服重重危机与挑战，并希望回答干部群众关注和困惑的一些重大问题：
在世界资本主义包围中，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能否走得通？社会主义中国能否、又如何驾驭资本？中国社会主义如何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发展？中国政治制度是否适用于“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如何把基层重建为以劳动人民为依归的共同体？如何把越来越多元和流动的中国社会重新组织起来？
他们也希望打破既有的西方理论模式，探索出一条全新的解释路径，来回应“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而在书的后记中，作者们共同写道：作为员，我们不屑于隐瞒自己的立场与观点；作为学者，我们不惮于尖锐的批判与颠覆性创新。
但作者之一、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秘书长白钢，却并非员。对这一问题，他笑着对澎湃新闻记者说，“作为党外评议，共同说这样的线日，澎湃新闻记者在白钢的办公室，对其进行了专访。
澎湃新闻：2014年1月，你和本书的其他几位作者在清华大学以“中国和中国社会主义”为题，进行了7个半天的讨论，之后分别撰写，于是才有了这本《大道之行》，为何选择这一个话题进行研讨呢？
白钢：在过去几年中，对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讨论已经不少了，但是讲中国特色、中国要素比较多，主要是强调中国的特殊性，但是讲社会主义的不是很多。这当然比用西方的既有理论框架，来讲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要好。
因为我好几次跟他们讨论过，当代中国是一个处在巨大的“苦恼意识“的国家。这个苦恼意识，是弥漫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当中的。其最根本的特征是我们在选择改革方案的时候，是有一个相对作为理想型存在的西方的（范式）。也就是说，我们的发展目标是要跟这个理想型越来越接近。最后经过若干年的发展之后，大家发现，我们和这个理想型不是越来越像了，而是越来越不像了。
另外一种原因是中国创造出了前所未有的超常增长，这伴随着对于完美他者的理想型认同，就由一种巨大的成就，变成了巨大的焦虑和烦恼。因为中国的发展，没有很好的方法用一套既有的理论来解释，也和曾经视为理想型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和现实都不一样，所以总是有一种担心——中国的这种超常增长会在某一天以崩溃的方式，回到常态。
这个“苦恼意识”，本质上是对于发展前途的忧虑。显然，在过去一二十年，我们能看到各种各样的版本浮现出来。而且因为崩溃迟迟没有到来，所以就越来越让人感到不安：为啥还能这样增长？
所以我们大家都希望摆脱一种用现成的理论框架，来解释中国发展和中国道路。也就是说，如果中国的现实和既有的理论不相符，我们不应该认为是中国的现实不对，而是应该要换一种解释的路径。
澎湃新闻：《大道之行》的副标题是“中国和中国社会主义”，为什么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白钢：这是我们有意识这样选择的。我一直希望表达的是，当社会主义跟中国的要素完成了水融的结合之后，不需要特别地强调它的“特色”。当然中国社会主义有它的特色，正如任何一个个体都有本身的特色，但同时也带有普遍性的和规律性的存在。
我相信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当中有很多的经验以及规律性的东西，在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对于广大的要完成现代转型的传统意义上的东方国家，继而建立一个独立的、不依附于霸权结构的世界体系的发展模式时，有普遍的借鉴意义。比如说土地改革、国有企业的建设，包括中央与地方关系等，都是极有中国特色的，但是绝不是仅仅适用于一时一地。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理论阐述，提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已经获得了更加广泛的和普遍的世界历史和文明史意义的时候，不需要再过多的强调它的特色。
澎湃新闻：你负责的是第一卷，主要处理了四个命题：文明、中国、社会主义、中国，不仅是非常核心的问题，而且是很宏大，但是篇幅却很小，比如“文明”这个问题，仅用了千余字。其实不仅是你的第一卷，全书各个章节的篇幅都很小，探讨的问题却都是非常复杂的，所以也就难免有评论对于论据和论证过程提出质疑。
白钢：毫无疑问，单纯讲“文明”的问题，可以出专著。如果我们要展开，肯定要影响阅读性，阅读的快感会降低很多。这涉及到这本书的定位，我们是带有学术的视野和关怀，从一个学者立场去写的，但是它并不是纯粹的学术著作。
我们是希望有更多的读者参与到阅读和讨论中来，而读者中的绝大多数是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学术训练，也没有以这样的方式来阅读的意愿。所以我们首先还是要把自己的观点比较系统和清晰地阐述出来。
澎湃新闻：你处理的第二命题是“中国”这个概念，一开始就对传统中国和现代中国的“断裂”与“接续”做了辨析，那么在你看来，这种断裂和接续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
白钢：中国从传统中国到现代中国，经历了一个极为艰难的转型。梁漱溟对于传统中国和西方的差别做出过一个极有见地的判断，一个是科学技术，一个是组织生活。毫无疑问，科学技术是中国在近代落后于西方时，第一个层面的显示。但是更深刻的原因是传统中国缺少现代国家所需要的组织生活。
缺少组织生活，（并不一定就是不好的），要看在什么样的境遇下去表述。某种程度上，它也意味着高度的自由。近代以来，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具有不同思想背景的思想家或实践者，都把当时的中国概括为“一盘散沙”。如果在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时，这当然是一种极为糟糕的和恶劣的情况。但是如果在一个和平的状态下，那这反而是各得其所、互不干预，是一个很好的所谓的“自治”状态。
传统中国有所谓“治不下州县”的原则，县一级以下利用礼俗和当地精英共治。从传统中国的特征而言，短处长处都在于此。如果着眼于传统中得出中国基层组织性的匮乏状态，你可以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解释路径，这二者都有其深刻的内在合理性。
一方面你可以看到传统中国社会是如此地尊重礼俗，所谓的标准伦理社会，不是用利益勾连起来的社会，用梁簌溟的话是“伦理本位社会”。在这个社会当中，即便发生政权更替这样极重大的事件，因为礼俗在县级以下以自治的方式运作，所以中国的文明是不断的，就是亡国和亡天下是不一样的。那从另一个角度讲，是把基层都交给了胥吏和类似“黑社会”的组织来掌控。这两种表述在中国的历史中，都能找到足够多的证据来支撑。
另外一方面中国是文明国家，中国承担了文明传承者的角色。我们讲中国是两个先锋队，既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又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所谓的先锋队，本质上代表着先进性组织的现代形式。中国传统的先进团体呈现为儒家士大夫阶层，鲁迅所说的民族的脊梁可以统一描述成先进团体。所对应的先锋队其实就是这个意义上的先进性团体，所以它又是文明的传承代表。
这点上它跟苏联是有差别的，特别需要探索因为怎样的机制使得它有差别。我概括的是它给予了思想政治工作异乎寻常的重视，这本身是无产阶级政党进行自我净化的需要，也是文教传统的承继和现代呈现形式。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不是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从来不单方面不强调前者对后者的决定关系，而是后者对前者能动性、革命性的改造作用。
这个作用突出体现在，让一个主体阶级构成并不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可以高度体现出无产阶级的品质，这也就是一个平庸的人如何能通过教化具有圣贤的品质。
这个过程的转化结果是，不管是什么阶级出身，都可以形成最大公无私的、最具有觉悟的阶级所应该具有的意识。
澎湃新闻：你刚刚提到中国传统社会组织性和群体意识的缺失，那应该如何看待宗法对于基层的组织，以及中央集权对于政治架构的强力控制？
白钢：对中国的国家性质很倾向于贴一个专制主义的标签，这是不恰当的。中国的郡县和封建始终是两种不断相互平衡的力量和要素，或者说某种内在的逻辑。这两种逻辑从来没有一种单一的逻辑占上风。专制和封建本身是两种对立的逻辑。
澎湃新闻：西方学术界似乎少有把封建和专制同时用于中国，应该是我们自己对于中国传统社会性质的讨论中，为对应“五阶段”论，秦汉之后是封建社会的意见占据了上风。
白钢：五阶段的划分，如果从具体的历史事实来说，会发现有很多跟具体的历史事实未必全然相符的地方。所以说中国传统社会发展自有其特征，但这种论述并不是说没有理据，而是说不利于抓住群众。
五阶段论最重要的贡献是，对于特别重视历史、特别希望为自身历史寻找到系统性解释的文明体具有特殊的说服力。这个说服力在于它可以回答三个重要的问题：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现处何处。
中国的历史形态，在人类各种文明形态中，确实是极特殊的一类，但只强调特殊性不易给人提供有效的解释。这也就是我们讲中国社会主义，而不再强调特色的原因所在。
自由主义之所以在过去的30年中，在思想界中获得如此重大的影响，尽管它在中国的表述上有非常浅陋的地方，但它有效地回应了那三个问题，提供一个简略但明确的答案，对各阶层的人有感召力和效力。所以，我们特别强调要从某种特殊主义的防卫性立场当中解放出来，因为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普世的价值。
澎湃新闻：前几天，澎湃新闻刚好发了弗朗西斯·福山的文章，大致是讲最近一二十年，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遭遇到一个低潮期，那么如果承认了这种情况，社会主义是否迎来一个机遇？
白钢：这是肯定的。社会主义运动如果从历史长线世纪有两次大高潮，第一次是十月革命，另外一次是伴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50年代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在这个时候社会主义是有暴力正当性的。到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伴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自由资本主义呈现出比较强的活力，整个世界性的社会主义运动进入到一个低潮期。
但是现在这个低潮期已经过了，尤其是2008年后，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全世界开始反思一个纯粹按照资本逻辑运作的世界所面临的各种严重问题。这些问题不是思辨意义上的问题，就是现实的问题。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美国世纪的终结与中国道路的未来》。所谓美国世纪的终结，从霸权迭代的历史而言，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体系正在失效了。在这样的既有世界体系失效的过程中，作为崛起当中的超级力量，中国是有不同路径和可能性的。
美国霸权的失效是确定的，而中国的崛起是不确定的。这个不确定不是说中国崛起不确定，而是中国以什么样的形态崛起和为世界带来什么是不确定的。从西方角度而言，比较好理解一个新的霸权继承者出现，很多思想家会把中国认为是第四个生成的霸权体系的继承者，这对于西方来说是比较容易适应的情况，因为有荷兰、英国、美国这样的经验。
澎湃新闻：现实可能是此消彼长带来的机遇，但我们内部也面临挑战和危机，比如书中所言的中国遭遇的信仰危机，以及资本逻辑在今天中国的强势。
白钢：我把这种情况概括为外有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有资产阶级法权，这是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会面临的局面。在这样的状态下怎样自处，是考验的政治智慧和政治意志。所以我们强调不能放弃自己的政治主体性，不能把自己降于一个利益博弈中的参与方。
一直讲中国是学习型政党，这个提法很显然是一个处于文教传统当中的政党才会有的觉悟。这是一个意愿，如何能转化为现实是要切实去做的。在过去三十几年，党的整体理论兴趣在下降当中。现在各级干部总体而言能力很强，主要体现在善于做事，但让他进行思辨不是所长，没有太大的理论基础。
这样的状态，开始是因为找不到有效理论去解释实践，后来是渐渐觉得不需要理论了，离工作实际比较远的状态，所以需要以特定形式重新激发起对党的理论的兴趣。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在一段时间中，一部分人认为社会主义是讲不清楚的，或者对社会主义的内在特质发生了严重的混乱，或者对理论问题有很大的盲目，或者对大是大非的问题都产生了动摇和含混。
在这种情况下，要他们坚守信仰，确实是一个悖论性的问题。所以必须要重新建立起对信仰的有效表述，这种有效表述一方面要能解释各种深刻的最新社会历史事实，又要用鲜活的语言，不能是程式化的语言。我们的这本书就是希望在这方面做些尝试。
澎湃新闻：所以书中才会提到，通过微信、微博等互联网资源，重新激活党组织自下而上的活力。这样去做的话，是否也存在某种风险，比如类似于斯诺登维基事件的。
白钢：微信等是信息时代非常有效的人群沟通平台和工具，本身是当然要运用的，你不使用，别人就会来使用。像微信这样的工具，你会进入到若干组的讨论中，所对应的身份、关心的问题是不同的，有娱乐的，有严肃的。
在这个过程中，从个体的角度看，党员和非党员有什么差别？也就是说公私领域的划分，社会主义原则本身不是纯粹强调公私截然划分的典型市民社会的逻辑。社会主义原则本身包含了个体的社会性和公共性的，当然绝不是说要干预个体的私人生活，而是说在私人生活中仍然可以体现党员身份或者相应的信仰言行品质。
另外一方面，从更大的角度说，如何对待创立这些平台的资本，也就是驾驭资本的问题。我从来不认为资本具有天然的恶，但是它是需要引导和引领的。如果缺乏足够的引领，这个平台自然会朝着符合资本利益最大化的存在发展。但它并不只有这一种可能性，也就是哪一个占据主体性的问题。
澎湃新闻：美国的好莱坞对于美国社会的价值观输出是非常有效的，我们当然也一直很重视文化产业和影视产业，党的宣传和市场之间一种比较好的状态是什么？
白钢：好莱坞可以借鉴，是在于好莱坞可以看成是某种美国式的整体意识形态塑造的环节，而且它很有效，表现在它的政治表达是完全符合美国政治形态塑造的需要，同时它是商业的。尽管它背后可能有若干美国国家力量和意志的体现，但它并不是直接交给政府机构来运作的。
这个模式既能产生可持续的商业价值，又能充分达到宣传的作用，这个模式我们应该充分借鉴。宣传系统本身做的是把关，但不要直接参与到过程当中去。要鼓励有表达能力的团体用尽可能生动的形式传达既有的理念。在艺术作品的表达上，某种程度上形式是核心的，形式要跟特定的时代和想要影响的特定人群要发生共鸣才行，人的需求和习惯审美，尤其在这个时代，变动是非常剧烈的，这一定要交给高度市场化的团队。
澎湃新闻：《大道之行》一直强调中国的现实具有非常复杂的时空背景，不能够简单而偷懒地概括为体制问题。但是在书中，将中国与西方比较讨论之处比比皆是，但我们也知道西方文明也不是铁板一块，是不是也过于简单化了？
白钢：就如同中国内在有许许多多若干复杂的思想流派和逻辑一样，西方也是一样，甚至更复杂。但是我们的表述是作为曾经中国理想型的“西方”就是存在的。一方面我们充分指出西方本身的复杂性和若干可能性，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整体性以希腊罗马文明为发端的特定类型文明，产生特别重大的作用，让世界体系历史成为可能。但是不管它多复杂，所最终达到的效果是以它所熟悉的方式形成以它为核心的世界体系的书写，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中国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同样是这个世界体系中的一部分。因而我们大家都希望伴随着中国问题的解决，中国也可以为世界提供一种新的可能性，不但对中国是有益的，对西方是同样有意义的。我们没有把西方作为一个假想敌，是要能找到一个共进于太平的路径，本身要依赖于新的世界可能性，我们希望中国道路能够为世界提供这样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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